在2021年西北地区上演的红色校园戏剧中，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男性为引导的“被现代化”炒股杠杆口诀，另一种是过于结构化的叙事套路。

首先讨论“被现代化”的方式，这一话题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女性的现代化必须依赖有文化、有知识的男性引导，认为女性始终处于“失语”状态，是男性主导的对象。而且，这种观点认为“女性解放”暗示着女性的客体化和不平等，女性仅仅是被解放的对象。即便像鲁迅在《伤逝》中也描写了女主人公子君通过男主人公涓生的启蒙走向自我解放之路。这似乎暗示着女性觉醒的唯一路径。然而，张红萍提出反思，她认为尽管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有男性推动，但真正的实践者是女性自身。她指出：“妇女是被解放的，是男权的话语建构。”这为我们指出了女性觉醒的多元途径，尽管在某些历史背景下，很多女性是依赖男性的引导和影响走向独立，但像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她们的觉醒更多来自自我内心的力量，而非外部男性的启蒙。

西北地区的红色校园戏剧中，许多女性角色的觉醒也源于男性的启蒙。例如，《映山红》中的梁玉梅、潘慧珍、陈兰英，她们都因丈夫是共产党员而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茯》中，崔再冰继承了丈夫的共产主义思想，继续他的事业；《战火青春》中的李薇，她原本只是暗恋一位延安领导，直到他背叛后，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独立。西北政法大学的《庄严的审判》则没有明确说明刘茜的信仰来源，但可以推测她的信仰可能受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些作品的背后反映出，尽管创作者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但女性角色的觉醒往往还是被置于男性引导之下，这显示出女性仍未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无法在思想观念上实现平等。

其次，西北地区红色校园戏剧普遍采用了过于结构化的叙事套路。以《国茯》为例，这是一个“复仇”故事，《映山红》则是一个“拯救”的故事，《战火青春》呈现的是一场“冒险”，而《庄严的审判》中的女性篇幅并不多。尽管《国茯》和《战火青春》采取了双线叙事，试图丰富人物形象，但其情节安排和人物设置依然陷入了普罗普《故事形态学》提出的框架。普罗普在分析俄罗斯故事时，提出了七种角色类型：英雄、对手、伪英雄、目标及其所有者、派遣者、赠与者、相助者，并且这些角色的行动常常呈现出二元对立或时间顺序的排列。西北地区的四部红色校园戏剧几乎都遵循这一结构，尤其是《战火青春》最为明显。剧中的李薇是英雄，暗恋对象的叛变者是伪英雄，延安是目标，国民党是坏人，小胖子是赠与者，红军则是相助者。这种结构使得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变得套路化，观众容易预判情节发展。

尽管这样的叙事套路对于创作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创作便利性，但也使得观众能够轻松猜测故事走向，人物行为和结局都变得可预测。若创作者无法打破观众的预期，人物的塑造便显得单薄，难以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如果从创作方法上来看，西北的红色校园戏剧大多属于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实用说”，即创作的目的在于引发观众的情感，并对观众进行思想上的教化。然而，剧本的套路化则成为了与创作者意图相悖的障碍，限制了观众的情感投入和共情体验。为了突破这一局限，创作者应当在保持叙事流畅性的同时，探索形式的创新，打破观众的预设，使故事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张力，塑造更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总体来看，西北地区的这些红色校园戏剧作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尽管尝试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表达，但仍未能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在叙事方式上，过于固定的套路也限制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观众的情感共鸣，显示了创作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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